何发理，男，汉族，1954年1月出生，197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陕西省林业厅造林处干部；太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陕西省林业厅造林处副处长（正处级）；省林木种子公司经理、省林木种苗工作站站长；省林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省环境保护厅党组书记、厅长；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2017年3月退休。

2021年3月，何发理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陕西省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2021年10月，何发理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2022年4月，何发理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何发理案是陕西省近年查处的生态环保领域的典型腐败案件，其本人也是退而不“休”搞腐败的典型代表。在职时，何发理把手中职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退休后，何发理仍沉溺于权力带来的“甜头”，大肆收受财物。权力的余温或许会带来一时的安逸，但贪婪地伸出“黑手”终会付出沉重代价。

亲清不分，丢掉质朴本色

何发理出生于1954年，他曾用“农家出身、孤身进城”形容自己早年的境遇。1977年，何发理大学毕业，本打算回洛川老家当一名果树技术员的他，赶上统一分配工作，顺利进入陕西省林业厅造林处工作。凭借农家子弟身上的淳朴本色和实干精神，何发理多次被委以重任，年仅30岁就被任命为太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成为正处级干部。

在组织的培养下，何发理的岗位越来越重要，先后出任省林业厅造林处副处长（正处级）；省林木种子公司经理、省林木种苗工作站站长。1992年，38岁的何发理被提拔为省林业厅副厅长，成为当时全省为数不多的副厅级年轻领导干部之一。

职位的升迁使得何发理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2003年3月担任省环保局局长后，何发理很快成了一些不法商人重点“围猎”的对象。他们以金钱开道，竭尽所能与何发理拉关系、攀感情、套近乎。

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让何发理有些飘飘然起来。他心中的天平不断失衡，开始追求看似更加“光鲜”的奢靡生活。“吃点喝点成了习惯，拿点用点成了自然，一步步走上不归路。”何发理在忏悔书中坦言，一些商人老板大把大把花钱、大手大脚消费，一方面撕裂着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吊着他的胃口，“对老板们的礼金红包来者不拒，想给子孙留点‘家当’。”

价值观出问题，根子在拜金主义和奢靡享乐思想。“看着商人老板们住别墅、开豪车，一掷千金消费，无形中触动着我的神经，使我骨子里的朴实品格开始软化，把自己混同于不法商人，把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利益关系，与不法商人相互利用。”何发理交代说，从一开始接受吃请，到逢年过节收受礼品礼金，再到收受上百万元的房产，他来者不拒、习以为常，甚至到退休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任由私心蒙蔽了初心，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

与何发理相交甚密的商人索某就是较为重要的一名行贿人。早在担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期间，何发理便与索某相识，当时，索某的公司打算承包一块林场搞木材采伐，需要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增加指标，在何发理的帮助下，索某顺利拿到指标。

两人越走越近。“他看我办事果断，肯帮忙，便逢年过节都送上礼品礼金。”2003年，何发理生病住院，索某跑前跑后帮忙找护工、联系医生。这种“情感捆绑”让何发理深受感动，“我感到他理解人，靠得住，值得深交。”此后，在得知索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牟利时，何发理也予以默许。

据统计，何发理先后收受索某所送人民币507万元、美元3万元，以及一辆价值50多万元的越野车。其中，何发理在2011年以购买商铺为名，单笔便向索某索贿500万元。“这种扭曲的人际关系，让我的廉洁防线全面失守。”何发理被留置后才醒悟过来，商人的投资总是逐利的，他们即便不在自己分管的领域做事，但打着自己的“旗号”去找相关部门要求给予关照，有时也是管用的。

自走上领导岗位，何发理的父母就经常教育他，“别人的东西不能要”。何发理说，两位老人虽然识字不多，但一辈子勤劳知足、诚实善良、不奢不贪，而自己却在拥有了权力之后，丢掉质朴本色，“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和重托，对不起父母。”

底线不守，治污者变成“污染源”

渭河被誉为陕西的“母亲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以造纸厂为主的工业污染源，严重破坏渭河流域陕西段的生态功能。

2004年，陕西全面启动渭河治污计划，工业污水排放量超标成为整治重点。在媒体当年的报道中，时任省环保局局长何发理用“关、建、治”三个字，畅谈自己的治理思路。所谓“关”，即关停不符合标准的造纸企业。

事实上，这不过是何发理搞的一套“双标法”。在治理渭河流域水污染问题过程中，何发理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罔顾省委省政府关于渭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决策部署，一面以“雷霆手段”关停未给其行贿的高污染企业，向外界释放“不手软、敢下茬、下硬茬”的决心；另一面借“环保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之名，对与自己有利益勾连的企业“大开绿灯”并任其继续污染环境，在全省环保系统产生了极坏的负面影响。

西安市一家大型造纸厂因长期违规排放工业废水，被责令停业整顿。从2004年到2008年，该厂负责人郝某多次请托何发理协调办理排污许可证、延长整改时限，先后送给何发理130万元。为了给该厂造势，利令智昏的何发理甚至将全省造纸企业座谈会安排在该厂举行。在何发理的带头宣传和纵容支持下，市县两级环保部门对该厂严重排污问题置若罔闻，未对其进行处罚，且默许继续扩大产能，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2007年，陕西另一家造纸厂同样因长期向渭河流域排放污水，被责令限期关停。为得到何发理的关照，该造纸厂负责人高某先后送给何发理120万元现金和200克黄金。

环境监测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2年何发理在陕西环保系统任职期间，全省废水及污染物排放量总体呈现增加之势。其中，2003年后渭河干流水质污染逐年加重，特别是2010年至2012年间为重度污染，渭河流域生态环境遭持续性破坏。

不仅如此，何发理还将“黑手”伸向了新型环保能源领域。2005年，在何发理的支持下，西安某能源科技公司成为陕西省唯一一家经省环保部门认可研发甲醇汽油的公司，其产品在全省范围推广使用。这个“独门生意”让这家公司赚取了丰厚利润。2012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将西安市高新区一套300多平方米的住房送给何发理。一直到何发理退休的前一年，他还收下唐某所送的两套位于三亚市的房产。

生态环境被破坏的背后，更为严重的是被损害的政治生态。何发理将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庸俗化，变为简单的金钱利益关系，通过插手人事安排疯狂敛财。经查，2004年至2015年，何发理分别为15人在环保系统晋升职务、调动工作以及安排就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200余万元。

正是何发理这种滥权妄为的行径，搅乱了陕西环保系统的选人用人风气。在其担任省环保局局长、省环保厅厅长的10年间，一些基层环保部门和下属企事业单位干部为了同何发理维系好关系，以“拜年”等名义送其礼金共计112万元。

作为陕西省生态环境的“守门员”，何发理无视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重要职责，用人民的“绿水青山”换取自己的不义之财，从治污者变成“污染源”，严重败坏了干部队伍风气、破坏了系统政治生态。

退而不休，对抗调查不知悔改

生态环保部门承担着行政审批、执法处罚、环保督察等重要职责，一些别有用心的商人老板试图以“围猎”环保系统领导干部的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何发理之所以一步一步走向犯罪深渊，固然有交友不慎被“围猎”、制度执行不严格等客观因素，但究其根本，是其心中无党、心中无民、心中无责、心中无戒。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何发理想的不是收敛收手，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而是一直绞尽脑汁思考如何掩盖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逃避党纪国法惩处。其间，他通过操纵和持有多个他人名下银行账户，通过银行账户间的资金转移来掩饰、隐瞒赃款的来源和性质。

2013年2月，何发理被任命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这次职务调整让他倍感庆幸，“这下可以放心了。”也许是觉得离开重要岗位后问题不易暴露，也许是长期养成的侥幸心理驱使，在种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何发理的手越伸越长，仍然利用其在环保部门工作时积累的人脉关系和影响力，通过向其他公职人员打招呼的方式为他人办事，非法收受财物。

陕西一家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景某是何发理交往20多年的“朋友”。多年来，为了能牢牢攀住何发理这棵“大树”，景某以各种方式投其所好。一直到何发理卸任省环保厅厅长、甚至退休后的三年时间里，景某都不忘逢年过节给“老领导”送上红包，寄希望能充分利用何发理的影响力、为自己获取更大利益。2020年12月，景某再次给何发理送来20万元，这是何发理最后一次收受贿赂。此时，他已经正式退休三年。

事实上，在这次收受贿赂前，何发理曾有过隐隐不安。2020年9月，商人高某某涉嫌行贿犯罪被立案调查。何发理与高某某并不陌生，多次收受过高某某所送钱物，他不但没有主动向组织交代自己和高某某之间不正当经济往来问题，反而处心积虑地将高某某所送的两个装有大额现金的密码箱交给其他商人代为保管。

即便如此，当面对景某送来的20万元时，何发理仍照收不误。他甚至幻想，“退休就是平安落地了，可以把在职时收的‘存货’拿出来置办房产，保值增值‘滚雪球’。”

不收敛不收手，过了退休的点，迈不过跌倒的坎。何发理自2017年退休后，使用违纪违法资金在多地购置房产13套，通过将产权登记在亲友名下，掩盖自己实际持有的事实。

如意算盘打得再好，在党纪国法面前，最终只能是黄粱一梦。经查，何发理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共计4000余万元。其中，其卸任省环保厅厅长直至退休8年间，仍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880余万元。

不能正确地看待手中的权力，栽大跟头是必然的。“有了权以后，忘乎所以。把组织的忠告置若罔闻，把党纪国法当成摆设，使自己的一生化为泡影。”从38岁时成为副厅级领导干部，到68岁时以一名犯罪分子的身份“收场”，何发理一步步腐化堕落，最终走进高墙铁窗。

何发理忏悔录（节选）

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一个拥有47年党龄的老党员，又是受党多年教育、受组织重用的高级干部，怎么就经不住糖衣炮弹的侵蚀？为什么过不了廉洁从政这一关？思来想去，还是党性观念淡薄。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行动上并没有完全入党。

初心丢弃。随着职务的变化和成绩光环的照耀，我的权力观逐渐扭曲，以至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考验中，失掉了党性原则，丢掉了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底线。我常想，这些商人今天围着你转，明天一旦你失去权力，他们还会吗？一定不会。于是我就对老板们的礼金红包来者不拒，想给子孙留点“家当”，导致收的钱物越来越多，最后成了给自己定罪量刑的筹码。

底线塌落。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把吃吃喝喝、结交老板多、派头大视为人格魅力，颠倒了社会价值观。由于我丧失了党性原则，把自己混同于不法商人之中，迎合并接受了金钱至上的社会思潮，把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利益关系。我从一个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变成了企业老板们利用的“工具”，究其原因主要是不注重学习，不注意党性锻炼，放松了世界观改造，结果思想防线一步步崩塌、底线失守，从不守纪律到不守法，再到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教训十分深刻。

随波逐流。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要做到干净担当。而我却忘记了“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的要求。在我担任省环保局局长、省环保厅厅长的10年间，每逢春节、中秋都有一些市县环保局和下属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以看节、拜年为名，给我送上礼金礼品，一些企业老板也紧随其后。开始是三五千元，后来一两万元，个别老板也有5万、10万，明显超出礼尚往来的范围，我却壮着胆子照收。这些美其名曰“看节、拜年”，实则是拉关系、套近乎，想让我在工作中给他们创造一些宽松条件，或是有问题了能高抬贵手。我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失手而丢了底线。

表里不一。我在入党时曾承诺要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没有兑现，表面堂堂正正，背后弄虚作假。为不暴露自己的现金和支付流水，我将暂不用的现金交给他人保管，将自己的钱存在别人的银行卡上自己持用。这种不老实、不诚实的行为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我阳奉阴违、欺骗组织，是对党严重不忠，我后悔莫及。

腐败堕落。我的父母识字不多，勤劳知足、诚实善良、不奢不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着农田，没有坐过飞机、没有见过大海，甚至连陕西也没有出过。但他们却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从没有对我提出过奢求，还常常叮嘱我“别人的东西不能要”，而我却没有继承他们的优良品格，丢掉质朴本色，让拜金主义思想占了上风。

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希望组织将我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作为反面教材，公之于众、以示后人。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